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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contre des Amis de Marcel Proust

皮埃尔·勒梅特(Pierre Lemaitre):“我的小说是我阅读的自编词典”

2026年11月14日 · Maison de Tante Léonie, Illiers-Combray

应Société des Amis de Marcel Proust之邀,作为其龚古尔奖得主系列对谈的一场,皮埃尔·勒梅特(Pierre Lemaitre)谈到了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作品的结缘、他在自己小说中向普鲁斯特的借用、他对大众文学的理解、他的电影经历,以及他获得龚古尔奖的经过。这是一场充满幽默、回忆与深情的对谈,对象是一位他如今视为“办公室同事”的作家。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Jérôme Bastianelli) — 大家好,欢迎来到莱奥妮姨妈之家。今天能看到这么多朋友前来参加与皮埃尔·勒梅特的对谈,我真的非常高兴。这场对谈属于我们一个多月前发起的系列活动,以纪念马塞尔·普鲁斯特在1919年凭 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 获得龚古尔奖。我们希望邀请这一奖项的得主来谈谈他们的作品,尤其是他们与普鲁斯特作品的关系。我衷心感谢皮埃尔·勒梅特接受我们的邀请,也感谢他多年来作为会员对本会的关心。在对谈开始之前,我只想说明一点:对谈结束后,皮埃尔将在花园的橘园为读者签名。

伊利耶—贡布雷市长奥利维耶·巴里耶蒂(Olivier Bariéty)致欢迎辞后,皮埃尔·勒梅特开始发言。

皮埃尔·勒梅特 — 我来到这里并不怎么骄傲!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邀请我来的时候,他可是费了好一番口舌。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而我又很珍视这个协会,我就牺牲了自己。可是在普鲁斯特的家里、当着一群普鲁斯特迷谈普鲁斯特,这本身就够让人发怵了。而当我得知——当然,事先谁也没告诉我——让-伊夫·塔迪耶(Jean-Yves Tadié)也会在场时,我差点掉头就走!我太怕出丑了,所以如果真出了丑,我先在此感谢大家不要表现得太热烈。因此,请大家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给我一点同情。依我看,各位可以做好最坏的准备!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我们会尽量宽厚的,请放心!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几周前洛朗·莫维尼耶(Laurent Mauvignier)来时我问他的那个问题:您是怎样发现普鲁斯特的?其实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因为您曾慷慨地在我们的书 Prou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中讲述过。不过,在座的各位未必都已经把这本必备读物摆上了书架……

皮埃尔·勒梅特 — 我想,很多读者都会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发现某些书时的情形。至少我清楚地记得发现《三个火枪手》的那一天,也记得发现 La Recherche 的那一天。我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我是在别人告诉我普鲁斯特很难读之前发现他的。所以我并不知道!那时我还很年轻,住在塞纳—圣但尼省的邦迪。我至今仍能清楚地看见我的房间、那张床、左手边的窗户。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弄到那本 Un amour de Swann 的口袋书了。我躺在床上开始读,从最初几句、那些把我们引入韦尔迪兰家沙龙的句子开始,我就被抓住了。一切都显得出奇地顺畅。我立刻感到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却说不清它的性质。

我放下书,对自己说:我得买 La Recherche。第二天,我就去买了七星文库的几卷。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我几乎身无分文,也许有一两卷别人送的七星文库,但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尽管如此,我还是买下了 La Recherche,一口气读完了。

后来我才知道,按安德烈·杜索里耶(André Dussollier)和其他演员录制的有声版本,朗读全书大约需要一百三十个小时。我恐怕用了两倍的时间!无论如何,这次发现带给我的震撼,我至今记忆犹新。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所以,这是您作为读者生涯中的一次震撼,但普鲁斯特在您作为小说家的生涯中也扮演了角色。在准备这次对谈时,您告诉我,您从普鲁斯特那里借用了某些叙事技巧。您的书中也有一些 La Recherche 的读者能够认出的人物名字。我们或许先从这些叙事上的借用谈起。

皮埃尔·勒梅特 — 我的确从普鲁斯特那里学到了技巧,但我受惠的人太多了!简单地说,我的小说是我阅读的“自编词典”。待会儿我们也许会谈到大众文学,这是我从获得龚古尔奖起就公开认领的标签。不过得承认,勒梅特和普鲁斯特,实在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洛朗·莫维尼耶说普鲁斯特对他很重要,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在我身上,这就更令人意外了:我写的是冒险小说。

我并没有从普鲁斯特那里学到叙事学的课程。但有些段落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我写作时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浮现。比如今天早上,我在酒店房间里又读到了《Couleurs de l’incendie》中的一段。它的灵感来自 Le Côté de Guermantes 结尾的一个场景:斯万告诉公爵夫人,他身患重病,无法陪她去意大利。奥丽娅娜惊呆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她那套社交行为的剧目中,她找不到适合这一情境的那一种。

这种犹豫不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Couleurs de l’incendie》中,我设想了一个显然截然不同的场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在祖父葬礼那天,从三楼跳到了祖父的棺材上。在下一章里,必须处理这一事件的后果。棺材上沾满了血,下葬被迫中断。我希望司仪陷入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同样的手足无措之中。这场灾难打乱了他所有的职业惯例,他是如此不知所措,最后竟因此而死。他可以说是殡葬业的瓦特尔!

不过,我的文本并不是对普鲁斯特的模仿,更不是戏仿。只是一个曾打动我的文学情境,在多年之后给了我一种讲述方式。我相信,写小说的时候,人会受到一种看不见的“雨”的浇淋:图像、词语、说法、相遇、阅读。这一切最终都会重新浮现。写小说,不过是用旧的东西做出新的东西。我不相信那种从天而降、只需誊写到纸上的灵感。我和雨果一样,相信的是汗水!

有一天,我在一部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像鹦鹉一样摆头的骑兵军官。我心想,这只鹦鹉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我的私人交往里可没有多少鹦鹉!几个月后,我想起了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红色英勇勋章》,书中有个人物像一只淋湿的鹦鹉那样摆头。我早已完全忘了那次阅读,但那个形象留了下来。普鲁斯特也给过我同样的经历。大家还记得 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 里巴尔贝克的那家餐厅吗?它的玻璃窗让他联想到一个水族箱。有一天,我在写作时,水族箱的形象又回来了。于是我在那本书的致谢中写上了马塞尔·普鲁斯特。当然,我并不认为普鲁斯特给“水族箱”这个词注册过版权!但既然这个形象来自他,我就想感谢他。

所以,在这些致谢名单里,有普鲁斯特,有斯蒂芬·克莱恩,也有埃迪·米切尔(Eddy Mitchell)。有何不可呢?在一部小说的制作过程中,从埃迪·米切尔的一首歌里得来的灵感,可以发挥与普鲁斯特的一个意象完全相同的作用。顺便说一句,这些名单有时会被误解。有些读者以为那是我在文学上崇敬的人。完全不是!这些名字里甚至有我讨厌的人!不过,普鲁斯特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是我引用最多的作家之一。

而且,在准备这次对谈时,我想到了一点令人安心的事。说到底,普鲁斯特和我有一个共同点:龚古尔奖。所以我有权把马塞尔·普鲁斯特看作办公室同事!这让我完全放开了。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还有那些您直接从普鲁斯特那里借来的名字。我带来了《Alex》,一部我特别推荐的犯罪小说,悬念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每当你以为解开了谜团,另一个谜就出现了,接着又是一个。而在这部书里,我们遇到了一个絮比安和一个戈达尔,这两个名字是 La Recherche 的读者再熟悉不过的。这一次,您总不能说这是无意识的吧!

皮埃尔·勒梅特 — 完全正确。在《Miroir de nos peines》——我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三部曲的第三部——里,我借用了普鲁斯特一整串次要人物的名字:Thirion、Gibergue、Buroc、Pipereau、Varenbonde、Burnier、Osler、Bornier、Loiseau、Beaucerfeuil、Aubergeon……

其实,给次要人物取名对我来说总是有点难。主要人物的名字,我会反复斟酌。但对其他人物,我喜欢有一套办法。写这个三部曲时,我对自己说:所有次要人物的名字都从普鲁斯特那里取。可以说,我是在他的书里购物,很方便!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鲁斯特的人物和我的人物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我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既然普鲁斯特能提供,我为什么还要去别处找呢?在接下来的四部曲里,我对西默农(Simenon)也做了同样的事。按照我崇敬的顺序,这相当合乎逻辑。我可以就大众文学说几句吗?因为这和我刚才讲的有些关联。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当然!

皮埃尔·勒梅特 — 2013年我获得龚古尔奖时,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宣布:“我们为一部伟大的大众小说加冕。”好吧,行啊,为什么不呢,我总不至于去起诉!可后来记者们开始问我,大众文学究竟是什么。最后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对此有了一套理论。

普鲁斯特和我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是一位“作家”,而我是一位“小说家”。这是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早已提出的区分:作家是写作文字的人;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

当然,这并不妨碍普鲁斯特讲故事,也不妨碍勒梅特有时非常谦逊地扮演一下作家。但我首先看重的是叙事的编排。我更属于西默农一派。我理解的大众文学,是能够把不同读者聚集在一起的文学。

就拿《Au revoir là-haut》(《天上再见》)来说吧。一个十六七岁的读者必须能够按字面读下去,只是为了知道人物会遭遇什么。就像我当年读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一样:我想知道达达尼昂会怎么做,爱德蒙·唐泰斯会如何脱身。这是第一个圈子,冒险的圈子。

第二种读者,也许稍有阅历,会关注小说的政治与社会底蕴。这些把青春献给保卫祖国的士兵,为什么从战场归来后却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阿拉贡(Aragon)早在《Aurélien》中就探讨过的问题。

然后还有第三个圈子:那些会认出这里的絮比安、那里的戈达尔、别处一个借自普鲁斯特的意象的读者。他们会明白我在向他们眨眼示意。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乐趣。因为,你们知道,如果没有读者,小说家本来是一份绝妙的职业!你要花十八个月,有时更久,独自与人物相处,不知道谁会读这本书,也不知道它会受到怎样的对待。要忍受这一切,你得有点偏执。我的偏执程度非常适中,所以还算应付得来!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你也得懂得自娱自乐。这些小小的眨眼示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向陌生的朋友们致意的一种方式,向那些读过同样的书、有过同样感动的人致意。我们彼此并不相识,却能通过一个句子、一个意象、一个名字认出彼此。

在我最近的一本书里,我干了件傻事:我把它献给了“雨果和仲马,怀着深情”。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有人写道:“他可真把自己当回事!”什么都得跟他们解释!

我用这句“怀着深情”想说的是,我们与所爱的作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智识上的,更是情感上的。普鲁斯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整段整段的文字会不请自来地回到我的记忆中。它们已经刻在了我心里。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他写的一切。有些东西让我不舒服,尤其是一些关于犹太人的言论。如果我们在天上相遇,我们得好好理论一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感情。我不敢自称是普鲁斯特的专家,也不是仲马或西默农的专家。我只是觉得,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们。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既然您提到了与普鲁斯特的分歧,我想请您谈谈他作品的政治与社会维度。您从不掩饰自己作为左派人士的信念。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也是如此,她在获得诺贝尔奖后表达了对普鲁斯特的敬佩,同时也批评他缺乏某种社会意识。她特别引用了一段文字:普鲁斯特把莱奥妮姨妈的女仆弗朗索瓦丝的目光比作一只狗的目光的温顺。您同意这一批评吗?

皮埃尔·勒梅特 — 这番话让我非常吃惊。更何况我非常敬佩安妮·埃尔诺。为了写《Le Silence et la Colère》——书中尤其涉及1950年代的堕胎问题——我曾多次重读《事件》,在我看来,那是这一主题的奠基之作。我们还共同欠着另一笔更隐秘的债:欠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债。正是因为布尔迪厄,我才成为作家。

但在普鲁斯特的问题上,我完全不同意她的看法。我其实很想和她当面讨论一下。如果普鲁斯特一贯对平民阶层刻薄、对贵族或资产阶级宽厚,她的批评或许还站得住脚。可事实恰恰相反:在普鲁斯特笔下,谁都没被放过!我并不觉得他偏袒哪个社会阶层。恰恰相反,他对每个阶层都提出了在我看来从社会学角度极为中肯的批评。

我不会说普鲁斯特是社会学家,但他作品的社会学维度在我看来是无可争议的。我特别感兴趣的,不仅是他如何描写不同的社会阶层,还有他如何观察这些阶层之间的互动。比如斯万,他偏爱那些可以说是粗俗的女人、那些小洗衣妇……正是这些阶层之间的往来、这些吸引、这些矛盾让我着迷。至于弗朗索瓦丝那狗一般的目光,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从中读出轻蔑。我养了一只小母狗。它刚来的时候,我对它说它有一双母牛的眼睛。因为母牛的目光非常特别,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赞美!我不知道小狗是怎么理解的,但在我心里,那是极高的褒奖!也许安妮·埃尔诺误读了。我希望如此。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现在我们来谈谈电影。您的好几部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您本人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改编。普鲁斯特则启发了好几部电影,尤其是福尔克尔·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拉乌尔·鲁伊斯(Raoul Ruiz)、尼娜·孔帕内(Nina Companeez)和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作品。您认为 La Recherche 真的能被改编成电影吗?

皮埃尔·勒梅特 —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非常保留。这与我那个有点值得商榷的“作家”与“小说家”之分有关。改编一位小说家不算太难。改编一位作家则要复杂得多。普鲁斯特身上有一种东西,我看不出如何能把它转译成电影的语法。

就拿 Un amour de Swann 来说。你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关于嫉妒的故事。但让这个故事非同寻常的,是普鲁斯特讲述它的方式。我记得那个时刻:斯万发现自己的嫉妒就像一种疾病,同时又感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你要怎样在电影里表现这个?除非让人物把这个念头说出来,可那样一来,它就不再是念头了。

我认为,人们可以拍出对普鲁斯特的唤起,却拍不出真正的改编。一旦试图把他的文字简化为一连串场景,其深度就会从指缝间溜走。阿兰·德龙(Alain Delon)饰演的夏吕斯没怎么说服我。相反,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饰演的斯万却更打动我。所以,局部的成功是有的。但从根本上说,电影的叙事手段在我看来与西默农的兼容程度远远高于普鲁斯特。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那么您自己的改编经历呢?尤其是与阿尔贝·杜邦泰尔(Albert Dupontel)合作《Au revoir là-haut》时,情况如何?

皮埃尔·勒梅特 — 一开始有点混乱。我想牢牢抓住,保留一定的主导权。后来我很快就明白,阿尔贝·杜邦泰尔根本不需要我!

不过我还是坚持要在片头字幕上署名,这让我拿下了一座 César。所以我是唯一一位同时也是凯撒奖得主的 Goncourt 奖得主!对一个初中毕业考试都没通过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次有点迟来的扬眉吐气,但终究是扬眉吐气!

阿尔贝要把一部五百三十页的小说变成一部两小时的电影。所以必须删掉大量内容。他需要检验自己的想法,而我就充当他的沙袋。不过,换一座凯撒奖,要我当多少回沙袋都行!

我觉得他拍出了一部了不起的电影。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激动得对他说:“我敢肯定,你拍出了一部电影经典。”我至今仍这样认为。

后来,我亲自改编了《Couleurs de l’incendie》,由克洛维斯·科尼亚克(Clovis Cornillac)执导。我想拍一部丁丁式的冒险片,有汽车、火车、柏林之行,还有一位潜入德国国防军办公室、让人担心她能否活着出来的女主角。我觉得克洛维斯非常好地理解了这一意图。

至于《Trois jours et une vie》,我想要一部“夏布罗尔式”的电影,而尼古拉·布克里夫(Nicolas Boukhrief)拍出来的正是这样一部电影。

然后也有一些不那么愉快的经历。我曾根据《Cadres noirs》写过一部剧集,那是一部关于中老年失业问题的小说。我觉得剧本写得不坏,但导演无疑很糟糕。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一旦把小说交给电影或电视,就必须接受它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你的掌控。从那以后,我决定放手。道家思想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观念:要握住,就得放开。如果你执意要掌控一切,最终只会被碾碎。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我们刚才谈到了《Au revoir là-haut》。也许现在正是时候,请您给我们看看您从普鲁斯特出发做了些什么。

皮埃尔·勒梅特 — 我稍微解释一下。在《Au revoir là-haut》中,有一位名叫马塞尔·佩里库尔的银行家,他将与女婿上演一整出好戏,而这个女婿是出于利益才娶了他的女儿。我需要表现这个人物的社会分量。他是一位六十岁的大人物,1930年代的大银行家。

于是我决定写一个场景:他在赛马俱乐部与女婿不期而遇,而这个俱乐部,女婿若没有岳父的首肯是绝不可能进入的。

这时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笔下的一个场景,我记得是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里,盖尔芒特公爵进场的那一幕。我又去把那段文字找了出来。我先读给大家听,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是怎样处理的。

随后,皮埃尔·勒梅特朗读了 Le Côté de Guermantes 中的这段文字:

公爵用他那对小而圆的瞳孔——它们嵌在眼睛里,恰似这位出色的射手能那样完美地瞄准并击中的“靶心”——向围在茶桌旁的众多宾客投去和蔼、狡黠、又被落日余晖照得有些目眩的目光,同时以一种惊叹而谨慎的缓慢步伐向前走来,仿佛被如此光彩照人的聚会吓住了,生怕踩到女士们的裙裾、打扰了大家的谈话。他脸上挂着一位微醺的好心的伊沃托国王般的永恒微笑,一只半张开的手像鲨鱼的鳍一样漂浮在胸前,任凭老朋友和别人向他介绍的陌生人不加区别地握着;这使他无需做任何一个动作,也无需打断他那和善、慵懒而帝王般的巡游,便能满足所有人的殷勤,只是低声说着:“晚上好,老兄”,“晚上好,我亲爱的朋友”,“幸会,布洛克先生”,“晚上好,阿尔让库尔”;而在我身边,当他听到我的名字后,我成了最受优待的一个:“晚上好,我的小邻居,令尊可好?多么好的人哪!”他只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表现出隆重的热情,夫人则从她的小围裙里伸出一只手,点头向他问好。

我非常喜欢这个场景。我清楚地看见公爵在宾客之间穿行,伸出手让人亲吻……

接着,我觉得 La Recherche 中还有第二个类似的场景,也许是在 Sodome et Gomorrhe 里,在宾客间这样穿行的人不再是公爵,而是夏吕斯。他做的事情也差不多:让人觉得他伸出戒指让人亲吻。

于是我想,如果把这两者稍稍结合起来会很不错:普鲁斯特的文字和夏吕斯的举止。下面就是我写的。好坏姑且不论!

皮埃尔·勒梅特《Au revoir là-haut》封面(Albin Michel,2013年)

随后,皮埃尔·勒梅特朗读了《Au revoir là-haut》中的一段:

佩里库尔先生迈着缓慢而和善的步子走进了赛马俱乐部的大厅。他假装对女婿的小动作毫无察觉,把这次机会记在了有待讨还的债务账上。他在桌子之间穿行,不时伸出一只仁慈君主般软绵绵的手,以总督般的高贵派头叫出在场者的名字:“您好,亲爱的朋友,巴朗热”,“啊,弗拉皮耶,您也在”,“晚上好,戈达尔”,还冒险说几句与他身份相称的俏皮话:“哎呀,这不是帕拉梅德·德·沙维涅吗,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当他走到亨利跟前时,只是会意地垂下眼皮,便继续穿过大厅走向壁炉,带着夸张的满足感向壁炉伸出两只大大张开的手。

就是这样,这是我自娱自乐的一个小例子。这是一种致敬,也是一个眨眼示意。我想象普鲁斯特的读者读到这一段时会想:“哎呀,这可不全是巧合!他肯定是有点故意的!”没错,我就是故意的!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非常感谢,这很有说服力。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几周前我问过洛朗·莫维尼耶的。据说普鲁斯特得知自己获得龚古尔奖时,只是回答了一句:“啊,就这些?”随后便宣布他谁也不想见。那您呢,当时情况如何?您预料到了吗?

皮埃尔·勒梅特 — 2013年的龚古尔奖当然已不是1919年的龚古尔奖了。而且,普鲁斯特当年的对手是罗兰·多尔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的《木十字架》。而我的对手是几位完全值得尊敬的同行。我认为不能说龚古尔奖必然颁给了当年最好的书。在2013年,我想获奖的是当年的好书之一。但还有别的好书。

龚古尔奖当然取决于文学上的因素,但不只如此。最重要的是,它超越了获奖者本人。获奖后的那一年,你会被带着到处走。有点像法国小姐,只不过不用露膝盖!

比如我记得在一个大使馆的晚宴上,整顿饭大使都称我为“我们的龚古尔”。“我们的龚古尔认为如何如何”,“我们的龚古尔会给我们讲讲那个”……有一会儿,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大使助理:“您觉得这位先生知道我叫什么吗?”他回答:“不,完全不知道!”但归根结底,大使是对的。他接待的不是皮埃尔·勒梅特,而是当年的龚古尔奖。这是完全不同的。

普鲁斯特呢,他是真心想要这个奖。他为之努力过,耍过手腕,我想甚至还做过一些卑劣的事……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我可不会说到这个地步。

皮埃尔·勒梅特(转向坐在第一排的让-伊夫·塔迪耶)— 不是吗?塔迪耶先生,普鲁斯特到底有没有做过卑劣的事?

让-伊夫·塔迪耶 — 嗯,我还是跟着我们的会长吧……

皮埃尔·勒梅特 — 啊,多么谨慎!至少我没有做过什么卑劣的事。我是个黑马。这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幸运:我常常被低估。于是我在谁也没注意的时候悄然而至,有时还能赢走全部筹码。

我此前写过七八部黑色小说和犯罪小说。《Au revoir là-haut》是我在侦探小说之外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并不是龚古尔奖的天然候选人。出身于黑色小说而获得这一奖项的作家极其罕见,尽管在我之前有让·沃特兰(Jean Vautrin)凭《Un grand pas vers le Bon Dieu》获奖。

西默农则是真心想得龚古尔奖。为了得奖,他写了《Le Testament Donadieu》这部巴尔扎克式的长篇巨著。但龚古尔学院不要他。1937年,它甚至把奖颁给了另一位比利时人夏尔·普利斯尼耶(Charles Plisnier)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不愿意把奖颁给一位侦探小说作家。所以,我当时不抱任何幻想。

人生中能说是瞬间改变一切的事情并不多。一见钟情、心肌梗塞和龚古尔奖。大致说来,也就这些了!至于心肌梗塞和一见钟情,我都已经领教过了。剩下的就只有龚古尔奖了!而事实上,它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更何况谁都没料到会是我。对于某些作家来说,龚古尔奖就像是对其作品的自然加冕。洛朗·莫维尼耶获奖时,我几乎以为他早就得过了!埃里克·维亚尔(Éric Vuillard)的情况也差不多,我非常钦佩他的作品。他获奖时我正在阿尔勒,尽管素不相识,我还是高兴得发狂。而且我觉得,就龚古尔奖自身的获奖名录而言,埃马纽埃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从未获奖实在是一件憾事。

但就我而言,情况截然不同。谁也没看出我会来。正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注定我会得到它,这个奖才更加深刻地颠覆了我的生活。

热罗姆·巴斯蒂亚内利 — 非常感谢,亲爱的皮埃尔。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您,但也必须给大家留出时间与您见面、请您签名。

皮埃尔·勒梅特 — 我要感谢大家的到来和大家的宽厚。你们没有喝倒彩,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座美丽的宅邸,与Société des Amis de Marcel Proust的陌生朋友们重逢,我感到非常愉快。请继续支持这个做着如此有益工作的美好协会。谢谢大家!